中国改革开放40年来，民商发展取得巨大成就，但时至今日，面临官本位“路条经济”的围猎，士气低落。突破困局，要有新思路。挥师挺进高风险领域求发展，是一条思路。

长期以来，民商改革的商业活动领域，始终处于价值链低端。前40年影响不明显，如今变为致命的软肋。改革顺利时，一般都是增量空间大的时候。一旦增量空间被压缩，改革的动力就会锐减，官本位们就会趁机一哄而上，分食改革成果，甚至改革者。这是当前局面的特点。

如何能够突破官本位的围追堵截？井冈山道路启示我们：无限风光在险峰，要到敌人权力最薄弱的地方去求发展。对官本位来说，权力最薄弱的地方在哪里？在市场的高风险领域。

分享经济兴起的直接市场动因在于，在高风险高收益主导商业价值链高端的条件下，需要一种回避高风险，但取得高收益的商业生存策略，这是市场经济在互联网时代自下而上兴起的本能反应。

分享经济的兴起则给改革出了一个新题目：民商改革有没有可能在高风险商业领域（所谓“险峰”）找到意外的新动能、新增量，从而避开官本位的围追堵截，进而再创辉煌。无限风光在险峰，就是指这一具有时代特征的增量改革思路。

为什么改革要主动进入险境求生存

与“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问题一样，改革到底能坚持多久，现在是一种弥漫于改革者中的普遍情绪。有这种情绪很正常，但重要的是尽快找到星火燎原的正能量。

从微观看，主要是民商面对“路条经济”，束手无策。路条经济就是权力寻租，在大路人人可走的情况下，以公共利益为名，规定种种许可，这个不许，那个不许，可供100人走的路，只许5个人走。再由权力的持掌者决定具体哪个人可以走，哪个人不可以走，迫使行人为了行路方便而进贡，从中收取“买路财”。

但请大家注意一个奇怪的现象：权力进不了互联网。这主要是指，无论是BAT，还是互联网企业一线阵营中，领导者没有一个具有官的背景。这世界上似乎也有克权力的东西。说市场克权力，这太笼统，而且不符合中国实际。实际是，权力怕市场中的某种东西，我们要找出这种东西，系统地用来反制围猎改革的官本位与官僚主义势力。

权力与互联网的关系，同权力与一般民商的关系迥然有异。权力对一般民商可以全方位渗透，无孔不入，官要进哪个民商领域，没有进不去的。国进民退在哪个领域发生，官进民退在哪个领域就挡不住。甚至有权力背景的人可以进入企业的核心，直接经营获取利益。

但奇了怪了，互联网利这么大，“官”为什么进不了互联网呢？不是不想进，而是这些有背景的人进得了，站不住。每挤进一次，就被吐出一回，而且是被市场自然吐出。在此只举一个公开见过报的例子，这就是贾跃亭。贾跃亭是互联网企业里，唯一借助于官，差点走到成功顶峰之人。他的例子非常有代表性，反映了互联网对官本位的排拒。

可以明显看出一点，乐视与正经民商互联网获得资本的路子完全相反。逼宫贾跃亭的是招商银行，乐视资金链就此断裂。

1998年起，由瀛海威的失败，互联网圈有了一个痛彻骨髓的教训，找钱不能找银行，一定要以风投为主。道理在于，互联网业务特征是高风险、高收益，银行本质上投的是确定性，适合低风险、低收益（有时是高收益）。高风险业务不适合找银行，否则会被天然具有风险回避倾向的投资者逼死。乐视遇到的问题，对风投来说，可能不算个事，但招商银行当作大事也极正常，完全可以理解。

官可以直接搞定银行，但权力再大，也无法直接搞定纳斯达克的风投。也许，权力后台不倒掉，招商银行逼宫这件事不会发生。但已经发生的事，启示我们：权力搞不定风险，尤其不容易搞定由风险投资决定的事。

权力介入的作用一般是把市场的不确定性转化为确定性，然后以权力替代市场，做出各种资源配置的安排。这一套在互联网业行不通，因为其中风险与不确定性，不是来源于外部资源（如资金、准入之类），而是来源于业务本身。创新与个性化，就是不确定性在供求两端的表现。权力不能搞定这两件事。具体来说，风投可以接受100个投资中失败97个，只有3个赢利这种风险，但权力无法化解这类风险。他不能指定市场上哪3个项目因创新而符合用户体验。这时企业出了问题找权力没什么作用，权力在高风险的差异化服务业务领域往往失去本身作为一种重要资源的作用。

推而广之，以差异化服务为代表的发展，由于存在业务本身风险，最容易处在权力势力范围之外。也就是说，存在以下可能：产业越制造化、产业化，权力越好进入；相反，产业越体验化、服务化，权力越不好进入。业务越因低风险而低收益，权力越好进入；相反，业务越因高风险而高收益，权力越不好进入。好进入的，在价值链低端；不好进入的，在价值链高端。

中国改革起步于农村、乡镇制造业这些传统领域，当初都是增量较大的领域。40年来，这些价值链低端领域，风险越来越少，利润也越来越少，客观上使改革的增量动力不断衰减。如果要找改革者自身原因的话，改革者大多出身于传统产业，没有及时向高附加值领域——主要是以差异化为特点的服务化领域转型升级，补充改革的增量，是改革者主观努力不足的表现。换一种表述，也可以说，改革者在改革中，光顾调整先进生产关系，在与先进生产力结合上掉了链子，导致改革动力系统出了问题。

是不是向政府发一通牢骚，改革才能重启呢？价值链上游发生的一切，就是反例。我们看到，凡是官搞的互联网商业，基本上都失败了；而成功的互联网商业，都不是官方规划与投入的。说明民商靠自己重启改革，还有很大的空间没有发现。

2000年前后起，互联网界开始变得谈官色变。不再把官当作一种资源来炫耀。因为发现，投资人一听说你有权力作为核心资源，不仅不喜，反而扭头就走。后来才了解到，他们的心理是，市场不确定性太大，随时需要调整业务方向。将来投资人调整你的业务时，官一句话就可以否了，会有理讲不通，所以一开始就“惹不起，躲得起”。互联网界流传自己的赚钱“戒条”：一不靠老子（泛指权力），二不靠刀子，三不靠裙子。其中首先就不能靠权力。

有些改革者做反了，主动向权力靠拢，靠行贿希望尽早放行上道。这其实是不负社会责任的。因为你上道了，别人就上不了道，而且还腐蚀了官员，破坏了市场规则。改革也要走堂堂正正的路。这就是按中央要求的，向结构调整中高质量的方向，向高附加值的方向发展。

当前，制造业产能过剩，而服务化供给不足，正是改革者开辟市场新战场的绝佳时机。不可指望中美贸易战后，一切回到原状。不可逆的事实是，改革者原来呆的产业，产能仍会过剩，需求占比会越来越低，只有往上游走，开拓农业服务化（而非产业化）、制造业服务化以及服务业的体验化，满足其中高速增长的心理需求、信息需求、体验需求，才能找到新的增量空间。以高附加值的增量，作为改革的新动能。

向互联网为代表的服务化方向发展，民商可以找到一条权力避犹不及，而又有利可图的路。高风险不确定的服务化业务当然不好搞，不如传统中国制造省心，但民商现在受到两种力的作用，有可能像红军被迫上井冈山那样，上这个险峰。一是受高端利润和转型压力在前拉动，二是受“路条经济”在后驱赶。当年乡镇企业搞出口，也是一条险路，好走的路都被国营企业走了，外向型经济因为不好搞，别人不愿或不能进入，才给民商留下一条活路，而且越走越宽广。分享经济本质上就是高科技时代的井冈山之路。两军相逢，勇者胜。

改革进入险境求生存，不是说进入危险境地，而是说进入上游增量空间，找到新的引领力量。目的是获得高收益、高增量这样的新动能。会带来改革者的自我提升与凤凰涅槃。传统经济都知道要以信息化为引领、驱动力量，改革更要寻找符合发展方向的引领、驱动力量。传统改革者，也要勇于进入权力罕至的高风险高收益业务领域，以创新驱动，提高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心理需求的核心竞争力，在险峰赢得无限风光。

分享经济是高风险条件下产权改革新路

分享经济为什么与高风险高收益具有内在联系呢？这是从互联网实践中发现的规律。

以苹果为例，苹果商店的平台是免费分享给苹果产权之外的老板和自然人的，但增值业务（App）的主体却把租金，按15%付给了苹果，从而消除了外部性、搭便车等问题。从苹果公司的商业逻辑来说，这一商业模式的建立，主要是为了在高风险领域获得稳定的高收益。

再以海尔为例，海尔在网络化中，把集团公司做成平台公司，其主要资产全部向外部开放，向与海尔不是同一个老板的各种商业主体，特别是提供差异化服务的小微企业一一开放资源使用接口，最后按合约来分成，走上了一条通向差异化高附加值的“三生”（生态圈、生态收入、生态品牌）体系之路，而且在推进改革中从来没有受到“路条经济”的干扰。

可以发现苹果、海尔的商业模式，与传统改革者的产权模式与业务模式全然不同，具有数不清的产品与服务种类，苹果接入了400万分享它资源的App开发者，海尔光是内部的创客、小微就有2400个，展开了1万多种产品及产品组合解决方案。这适应的是高收入人群的需求常态：消费支出，日益从无差异为主的物质需求、社会需求，转向差异化的心理需求（目标是实现美好生活）。这是高附加值增量的价值总来源。

为了实现转型，分享经济进行了一场传统产权专家一无所知的重大产权改革。这是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人类最大的一场产权变革。这场变革风暴，将企业普遍改造为网络组织。在改革过程中，兵不血刃地解构了官本位。

过去我们已经分析过分享经济带来的产权创新。其中利益共担、风险共担的要点是，让产权外部主体（App）分担市场风险——主要是由于服务与体验差异化、个性化而形成的风险；而让产权分享主体（平台）回避高达百分之八九十的市场风险。平台的分成比例虽低，由于核心资产是非排他性使用的，并不带来边际成本的上升，这样租金（App上交的资产使用费、服务费）的累加，要比不分享高出一两个数量级（例如从1亿元，跃升到150亿元）。

官本位是怎么退出舞台的？这个过程从企业自身开始。现在一些大企业，越来越像政府，也患上了官僚主义的毛病，例如IBM、通用。官僚主义的一个重要经济特征，是把利益分配给拥有权力，但并无多少实际贡献的中间官僚。是什么力量，会让大企业放弃这种经常会引发以权谋私的权力呢？对苹果公司来说，是因为风险。如果再像以往工业时代那样集权的话，会把风险集成到自己的财务报表上来，带来资产流失。在分享经济中权力失灵的根本原因，是为了分散需求个性化、差异化带来的这种21世纪型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需要分享权力与资源给增值业务的主体。高风险要求高收益作为回报，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如果不把高比例的权与利交给承担高风险的分散主体，就没有“勇夫”为你去踩市场上的地雷。权力要是到了去冒风险踩地雷时，不用轰赶，自己就提前告辞了。海尔下放“三权”（决策权、用人权、分配权）给创客与外部小微企业，正是为了保证集团在高风险的互联网条件下保值增值。与阿米巴相反，这三权不是自上而下授予（授权），而是“上边”不可收回的。如果一种经济的主要形式或主要成分是这样构成的，官本位就会走到生命周期的终点。

分析这类分享经济模式，可以发现为什么权力化解不了的风险，对于市场不是回事。而市场很怕的权力，在此被“点穴”点得瘫作一团。由此可以明白改革应到什么地方去吸收和补充自身的正能量。

分享经济产权改革的要点，在于把产权重心放在使用（人人使用与人人参与）上，而不是放在拥有上。这一改革具有天然的反官僚主义倾向，谁再搞官本位，在一个需要人人使用、人人参与的结构中，就会中招。在海尔的分享经济实践中，官本位被打破的主要路径，在于打造网络组织，将企业的上下级串联结构，变成了网络的扁平化并联结构，从而彻底瓦解了官僚主义及其权力存在的体系性的组织基础。这样改革，可以最大限度利用资源，做到人尽其才，物尽其用。

互联网业务当前的这种高风险高收益模式，将来会成为经济的新常态。当产品——无论是一产、二产还是三产的产品——卖不出好价钱时，要靠产品服务化、服务体验化创造价值。这个过程，正是产业的重心，从规模化的产品，转向差异化的服务、体验的过程。而风险、不确定性的本质，恰恰在于个性化需求存在的差异性之中。未来所有的生意，都将是差异化的生意，因此未来所有的生意也都是高风险、不确定性的生意。过去我们讲，发展是硬道理。现在实际应该说，高质量发展是硬道理。高质量的经济，一定是高风险、不确定性的经济。在高质量发展语境下谈充分利用资源，必然要因经济的原因而消除官本位。改革只有在这种发展中做足文章，才能找到强劲的新动能。

这种改革，同40年来的改革，不再是同一种改革了吗？非也。过去的改革与未来的改革，使用的是同一套逻辑，这就是胡耀邦提出的“共享分用”（全民共享分用资源）。这在今天仍然适用。对国有企业来说，共享分用可理解为公有的资源，可以供国家、集体、个人（包括私营、私有业主）分别共同使用；对私人经济来说，分用相当于平台共享给App主体分别共同使用。

改革要打破官本位。共享分用就是专克官本位的逻辑。我们过去用搞运动的方式反对官本位，往往劳而无功，传统的改革者对官本位束手无策，都是因为没有对准官本位的经济基础进行有效改革。我们知道，官僚主义滋生官本位、贪污腐败，光讲发展是硬道理，与之共用的还是同样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其导向是只讲规模，不讲质量。只有在网络变革中，在高质量、差异化（从而在微观上呈现为高风险、不确定性）的发展中，利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机理，重建经济基础，官本位以及贪污腐败，才会在不搞运动的情况下，日益缩小生存的地盘。

“共产”的全面含义，是天下为公所有与天下为公所用的统一。其中，天下为公所用（“共享分用”），是改革的思想基础。而官本位与腐败，要害正在于偷换了其中逻辑。把“共产”曲解为“为公所有，但为己所用”。打着自己代表公的旗号，以权谋私，以人民的代表为名，将利益集团的利益凌架于国家与群众之上。割裂天下为公所有与天下为公所用的联系，并将二者对立起来，是阻碍改革发展的“路条经济”的根本逻辑，也是官本位、贪污腐败的根本理论“依据”，必须在改革中彻底肃清。如果天下不能为公（包括私营、私有业者、微商、自然人等）所用，只能为有权者使用，则必然会导致官僚主义的盛行。改革，就是要全面冲击“天下为公所有，但不为公所用”的私人利益集团的逻辑，铲除造成官本位与贪污的经济基础。

毛泽东在“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指出：“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最大的浪费，就是所有制浪费，就是不共享资源所造成的资源使用上的浪费。它是贪污的经济基础。改革要在“用”上，大做特做文章，借力分享经济，在共享发展上取得实质突破。当前，在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反贪污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要巩固这一成就，需要进一步深化改革，通过开放资源为天下所用，铲除浪费这个不断滋生贪污的经济基础，让资源使用效率大大提高，进而在增量发展中凝聚改革共识。改革本身也才能由被动变主动，从被官本位、利益集团玩得团团转，变为把官本位和利益集团玩得团团转。

来源：中国民商网                                     时间：2018-11-06

内容来源：2018年5月25日，在由网络智酷、财富出版社联合举办的智酷沙龙，经济主题第三场活动《网络经济——内生结构的复杂性经济学分析》新书分享会上，姜奇平先生所做的演讲。笔记侠作为合作方，经主办方和讲者审阅授权发布。

今日笔记侠客| 行走 责编|丽丽

封图设计| 泉十七

独家首发·完整笔记·互联网思维

本文新鲜度：★★★★★++口感：无花果

当下写互联网书的人不少，但99.9%以上的人还处于低段位，他们的特征是，我素质高，招数多，我比你聪明，所以我得到钱了。过于纠缠于战斗和战术是其显著特征，我们也称其为从战士角度看待一场战争。

那么，什么是高段位特征？姜奇平分析，高段位特征应该是我觉得我素质低，没你招数多，水平比你低，但我赢了你。

今天，姜奇平还将通过大量案例、方法论来解读为什么GDP等各方面因素位居前位的欧洲在这场互联网大战中已经出局，为什么互联网技术冠军美国不是赚钱冠军等问题。

以下，enjoy……

大家好，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网络经济：内生结构的复杂性经济学分析”。

一、《网络经济》一书有何意义？

大家可能注意到了，我的这本《网络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难懂，“网络经济”本身也是一个抽象的概念。

但这本书对大家的用处如果用棋谱来理解的话，可以说，它是一个冠军棋谱。

普通人下棋能看到三五步，但算不到十步、几十步，这是正常现象。这本书的突出成就就在于我们真的算到了几十步。

这个底气来自于哪里？

1. 看不懂不用担心

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互联网，我想，这句话就是“互联网是野战”，因为它是在特别艰苦的条件下，用野战军的方式打出来的，一将功成万骨摧，满眼看的都是血淋淋。

我刚进入国务院信息办接触互联网时，能清清楚楚讲出互联网是什么，它要干什么，但随着互联网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我是越干越糊涂。

不是我的水平在降低，而是因为水平在提高。

怎么理解？

因为如果大家真的有对互联网看得很清楚的感觉，这未必是一个好的信号，看不懂反而是正确的。

我有个悲观的看法，我们这代人可能没有真正理解互联网是什么。

再过50年再回头看，或许这个看法又非常的幼稚，因为每一笔画得都特别像，但把根儿说错了。就像当年张之洞向慈禧太后汇报，说工业化就是农业4.0，就是我们第四次种麦子一样，弄错了根本。

另外，我们现在没办法真正理解互联网的原因是互联网的矛盾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还没到“打仗“、“死人”刺刀见红的时候，这时你要想认识它就很难，有点像我们要自己拔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一样。所以，这时没有别的好方法，只能靠钱去试错。

但每次变革刚刚到来时，总有一些被称为未来科学家的人能提前预见几百年以后的事情，这种事已不止一次出现。

比如中国的孔子、启蒙运动时期的卢梭、伏尔泰，以及美国撰写独立宣言的几个人等等，他们都发现了别人没有发现的东西。这在学术上有一个专业名词，叫启蒙。第一时刻往往对比鲜明。也就是说他们能看到正反两个几乎具有同等力度的答案，但到后面，就只能看到一边的答案了。

我在做《互联网周刊》主编的20年中，就是处在强烈的对比之中，满脑子都是工业化的东西，但看到的现实却又恰恰相反。

比如被业界关注的董明珠、雷军抬杠的机会，以后就不会有了，因为两边一吵你就明白了，意见一边倒了，输的一方也就不吭声了。

这些现象看多了以后，就会出现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的感觉，我觉得现在也到了说看不懂互联网的时候了，有了这个底气说明你进步了。

2. 士兵视角和将军视角

现在写互联网的书的人很多，人人都觉得自己懂互联网，但在我看来，99.9%以上写互联网的书的人都是低段位的，他们所谓的懂是浅层次的懂。

他们几个共同特征，就是我素质高，我招数多，我比你聪明，所以我得到钱了。他们大多是从“通俗易懂”的角度来理解互联网，过于纠缠于战斗与战术，我们也称其为从战士角度看待一场战争。

那么，什么是高段位特征？

高段位特征应该是我觉得我素质低，招数没你多，我水平比你低，所以，我赢了你。

比如说小米的雷军，有大成就之后，他自己总结为“飞猪理论”。因为他发现经历的战斗多了，战斗层次的对与错的决策其实没那么重要，结果都是一样的。用他的原话来讲：这跟我的决策没关系，风就在那儿，关键在于是否有一个你看不懂的东西在后面。

现在能达到“团长”级水平的人已是凤毛麟角，他们很难从战略、战争的角度看待互联网。

不谦虚的说，我认为自己是能够站在统帅部的观点看全局的一个人，而且我认为看透了。

就拿《战争论》来说，作者其实是拿破仑的记录员，他其实不理解拿破仑说的是什么，但他把巨人的观点呈现出来了。我也一样，我就是看多了。

经历了类似3Q的大战，在最高法庭上辩论，阅读的资料都是一箱子一箱子的。而如果你没有这种看遍所有战役的经历，并且一直在统帅部里分析全部战略，恐怕你看的东西和我看的东西是很难是一样的。

3. 中国互联网冠军的价值

可以说，中国互联网已是世界冠军，腾讯现在是5千亿美元的产值，相当于一个深圳市或者两个苏格兰或者一个瑞典的总GDP，而且是野战打出来的，没有耗费国家一分钱。

互联网还在维持着高速增长，而且这种增长还将持续二三十年时间，这段时间内大部分人是看不懂的，个别看的懂得把钱就赚走了。

可以这样理解，互联网就是一场革命，革命发生时，第一个占便宜的都是天才，天才是无师自通的。

当下形势已非常明朗，在这场互联网革命中，欧洲已经出局，恐怕再也追不回来。

或许你会疑惑，欧洲所有条件都比中国好，人均GDP比我们高很多，为什么会出局？

答案是人祸。

因为欧洲互联网企业长不大，长大了就会死掉，被中国或美国割韭菜，比如AlphaGo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最近我们带着中国互联网界顶尖的“野战军”到欧洲转了一圈，其中包括阿里、腾讯的人等。让法国政府给我们介绍一下他们的互联网项目，他们介绍的很业余，但他们自己并没有察觉到这一点。

因为他们没有经历过大规模的“野战”，没有经历过血淋淋的场景，不知道再走几步就会掉进坑里，甚至死掉。

所以你看，当下互联网企业世界排名前25强里，欧洲一家没有，日本有一家，韩国有两家，俄罗斯有两家，其他的都是中国和美国。

谁是互联网技术的世界冠军？我认为是美国。

这技术方面，中国恐怕目前只有追的份，能追平就很不错了。

但中国是赚钱的世界冠军。

同时，你也会发现，在技术和经济领域的两个世界冠军是明显分开的。美国着力点在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的着力点则在于人与人的关系。

如果把中美博弈比作桥牌的话，中国是精确叫牌法，美国则是自然桥牌法，靠的是感觉，靠算。怎么理解？以前美国是中国的老师，但中国学会了“算”以后，就不再停留于经验总结的程度，能够轻松战胜外来者。

比如优步，记者在采访优步的员工时，他们显得很不服气，说我们还在英勇战斗，统帅却投降了。

其实，这恰恰是他们当不了统帅的原因，我给你撒一个诱饵，引入你进入包围圈，你感觉自己在节节胜利，但却没有看到全局的形势。

这也就是为什么美国在技术上不断努力，钱却被中国拿过来了的原因。

我们来对比一下中美电子商务，目前美国的电子商务是3万亿，这个数字可以说到头了，因为GDP是一个长期增长的过程，几十年下来，每年可能增长的也就是一个零头，几百万、上千万这样一个数字。

但反观中国，我们是一年增长一个亿，三年后就是美国的一倍。美国已经发展到天花板了，而这才是中国的底板，还会不断向上发展。

在这本书中，我们可以用数学语言把中国互联网整个经历提炼到了一个非常抽象的高度，这也是中国较美国而言的一个优点，我们谈论互联网已经能做到数学水平，但这一点，美国目前很难做到。

二、网络经济要解决新的数学问题

1. 认知升维

爱因斯坦遇到牛顿时，他发现问题不是出在具体问题上，而是根儿上，需要体变。

今天的网络经济也一样，在网络经济的研究中，我们需要做的是直接改变数学本身，那么，你或许会问，数学出了什么问题？

诺贝尔奖获得者罗伯特·默顿·索洛曾经指出，信息化只见投入，不见产出，但他最后也认输了，承认自己说错了。

但其实问题并没有解决，还是看不到产出，看不见的东西就没法理解，没法管理，这时我们就需要一个叫做显影液的东西，把看不见的东西显现出来。

要解决这个问题，脑子里就需要多一根弦儿，但我们这代人脑子里都是缺了这根弦的。就像科幻小说《三体》里讲的，外星人觉得地球人傻极了，因为他们脑子里有三根弦，而地球人脑子里只有两根弦。

当年马云在横扫银行时也有这种感觉：钱多、人傻、速去。

这根弦是什么？

这根弦就是多样性。

我这本书是陈禹老师理论的小人书版，用立体方式把陈禹老师的理论用数学理论画成了小人书，还原了人们脑子里所缺的这根弦。

2. 杨小凯的贡献

第一个想到多样化结构这个问题的就是杨小凯，他非常聪明，在我们只看到一根弦的地方，看到了两根弦，超越了他所在的那个没有互联网的时代。

他指出，人们对亚当斯密、钱的理解都是错误的。

对斯密的理解：我们理解的亚当斯密是分工创造财富，而这个分工在过去我们理解为专业化，就是一个人一生只做一件事，一心不可二用。

由分工构成的体系叫简单体系，而简单体系是由数量和价格构成的，经济学研究的就是数量和价格之间的关系。

对钱的理解：从拿破仑战争一直到2008年，我们对钱的理解高度概括，其实就是研究数量的多少和得失之间的关系。

我们认为，价格提高是得，反之则为失。但不难发现，按照这套“算法”推演到最后，只能算准传统中国制造，算不准我们今天在BAT身上发生的事。

杨小凯则指出，分工分为专业化和多样化两个方面。

专业化分工导致竞争，而多样化则要通过协调与合作，也就是现在常说的互联互通。相当于他在常规经济学研究得到数量与钱的得与失之间的关系上，这又牵出了一根叫做品种的弦，这就是多样性。

分工会导致两个结果：

① 专业化：系统从复杂到简单。就是从非常庞杂到做事专一，使世界从生态系统变成简单系统；

② 多样性：从简单性到复杂性。多样化增加的结果就是复杂性的增加，在社会科学上就体现为用整个复杂性理论替代简单性理论。

目前，复杂性理论也在政治学、经济学、文化等领域进行清算，要把缺的这根弦恢复。这是杨小凯第一次提出的。

在《网络经济》这本书中，算的就是得失和数量、品种两件事的关系，而不是和数量这一件事的关系。因为如果只算产品的多与少，只能推出中国制造，但测算不出创新、个性化和质量的作用。

而能够把和专业化相反的多样性或者说复杂性作为一根弦单独拎出来，就是图论干的事。

3. 图论是什么？

图论最早出现于1930年代，专门用来解释网络的。

要弄明白什么是图论，我们就得先讲讲毕达哥拉斯。

首先下一个结论，毕达哥拉斯的数是有问题的，为什么？比如1+1=2，我们成年人可能不会有任何异议，但小孩可能就会问，1代表什么，是猫还是狗？还是一只公狗和一只母狗？参照物不同，结果就完全不同。

这是孩子们的思维，他们会认为1不是一定不变的，而我们成年人却被同质化的假定让头脑变简单了。

事实上，图论就是对毕达哥拉斯数学的一种颠覆，把牛顿式的数学变成了爱因斯坦的数学，时空相对时，数就变得不确定了。

怎么理解？

在图论的语境下，123456大小是不确定，它们的大小由边，也就是由它所处的上下文的环境所决定。要把数放在环境里计算。

毕达哥拉斯主张的是系统和环境脱钩，这样所有的1都是相等的，所以，1+1=2，绝对不会出现1+1＞2的现象。

但其实互联网就是1+1＞2，合作会导致报酬递增，算法从根本上就不一样了。这就是以网络科学和社会网络分析为代表的复杂性理论要表达的东西。

用网络科学和社会网络分析来进行一切社会科学的分析，是对原子论从根上的纠正。

理论结合实践，是中国人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其实这就是图论的思路。

复杂性网络用网络科学计算，和原子论不一样，特点就是要把所谓的边与点结合在一起，即让普遍真理和具体实际相结合，把它变成一种方法论。

图论方法论在中国的大师是陈禹老师，是陈禹老师把复杂性科学研究领域顶级的桑塔菲研究所的文献引进中国。

用复杂性观点看世界，就是用点加上边看世界，用网络来理解复杂性。

可以这样理解，所有事物都是网络，不是只有网络是网络，事物既有原子论的方面，也有关系的方面。中国之所以能在互联网商业上取得成功，就是因为中国有个无师自通的东西存在，这个东西就是拉关系。

所谓“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其中上有政策可以理解为毕达哥拉斯的结论，政策是从来不变通的。但下有对策就是结合中国自己的环境做出的修正，结合中国特色得出的一个新的结论。

这也是桑塔菲的精神实质，引入一种不同于原子论的方法来看待世界。

什么是灵活？

所有的算法在实战中应用的核心是以变应变，环境发生变化就跟着变。一个普遍的逻辑，放在具体的场景都会变，这叫灵活。

互联网有一个关系算法，如果人生有一个内在的数学算法的话，那么，中国人心中都是加上了关系计算的，比如，这事是我朋友，朋友的朋友，朋友的朋友的朋友……做的。这种算法在过去被认为是低效率的，但今天，它的效率已变得极高。

过去，我们认为加上关系之后会出现巨大亏损，比如西方特别强调契约、公共精神，他觉得以朋友的方式做生意是效率最低的，但中国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我们认为关系是有效率的。

因为口口相传不需要花费广告费，而且效率并不低，这就彻底导致在互联网时代会搞关系的中国人翻了身，只是中国人不知道其中的原因罢了。

所以，在我这本书中就会告诉你们为什么？

因为中国的数学和毕达哥拉斯的不一样，毕达哥拉斯算一个点，而我们把关系算进去后，点和关系一合并就是图论，图论就是网络科学和社会网络分析的基础。

一切事物都是点和边的联合计算，加上价格，这个方法论能让我们的思维从二维变成三维空间。

三、网络何以可能？

除了方法，我也想谈谈我看到了什么，提出新的观点，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网络何以可能”？

这是继亚当斯密提出市场何以可能，科斯提出企业何以可能之后经济学的第三个问题。

网络何以可能的等价命题是企业何以不可能。也就是说，时代的变化，规律体系首先是从粉碎企业这种组织结构开始的。

前不久我在和张瑞敏谈到这个话题时，张瑞敏得到一个结论：消灭企业，人类终将归于网络。

这可以在经济学建立统一场理论，经济学解释：钱有一个特别吃亏和难解的地方，这是从野战军实战中看出来的，就是千军万马能被横扫，比如BAT横扫三大运营商。特别难理解的事，我们就用故事来理解：

1. 网络何以可能的含义

科斯讲企业何以可能，是想说亚当·斯密不对。

因为市场有交易费用，这是亚当·斯密和马歇尔没有计算到的